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访谈(1)
人物背景:王帆,北京人,现任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88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9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 。1998年博士毕业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 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发育神经生物学家马克?特希尔拉维尼(Marc Tessier-Lavigne) 。2003年受聘于杜克大学。其科研论文曾多次在《细胞》和《神经元》等顶级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在美期间曾获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Klingenstein Fellow in Neuroscience, McKnight Scholar Award等学术嘉奖。实验室主页: http://www.cellbio.duke.edu/Faculty/Research/Wang.html
作者简介:吴巍,福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3年进入杜克大学神经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吴巍:王教授,您好。我从您的简历中了解到,您是1988级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首先能请您谈谈当时选择生物专业的原因吗?
王帆:对生物学的兴趣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父母亲是航天部的科研工作者。文革的时候他们被下放到河南,不能带我去,就把我送到了地处上海郊区的外婆家,所以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外婆说我从小就对植物动物很感兴趣,她教我的花名菜名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我从小对大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父母亲都回到了北京。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都很好,所以老师都比较喜欢我。我的学习兴趣较广,小时候很喜欢文学,到了中学以后开始迷上了科学。我中学的生物老师马震生对我影响很大,她经常带我看一些科普读物,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我逐渐学到了基因,遗传密码等生物学知识。就觉得生物这个学科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就选择了生物科学,并在1988年被保送进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吴巍:大学的生活往往让人终生难忘,如果让您回忆在清华园的日子,您首先会想起什么?
王帆:1989年,大学一年级碰到的那场风波吧,那是难以忘记的回忆。动乱结束了以后有一个迷茫期,大家都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些什么了。清华生物系虽然当时很年轻,却一直有出国留学的传统。我们复系时,第一任系主任是蒲慕明老师,系里面上课用的都是英文的教科书,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外国的生物学研究非常的先进。我这个人一直都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真心喜欢做科研,也早早树立了要出国深造的理想。动乱完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国家的大门突然间要关上了,于是就特别的担心。记得在一次总结那次事件的会议上,很多人讲完了,最后轮到系主任赵南明老师发言。赵老师说,“我也不想多说了,你们也都听了很多了。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但是我最后想强调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系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这句话在那个时期对同学们真是莫大的鼓励。
还有就是后来张孝文校长讲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张孝文校长是一个很好的校长,他讲的很多话我可能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句,那就是“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种时候感情要粗糙一点”。意思就是说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想开了就好,不要太计较了。他说这句话会对我们很有用的。确实,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
吴巍:我听说在大学的时候,您已经在学术上开始展露头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小有名气,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么?
王帆:有么?没觉得啊?(笑)所谓的展露头角可能就是谁读的书多,谁的成绩好啊之类的吧。我觉得我一生都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帮助我,我本科时候的导师是周海梦老师。周老师是邹承鲁院士的得意门生,他非常敬业,对科研充满激情。本科生进入周老师的实验室之后一般都有一个已经成型的研究课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周老师对我特别的放任,他让我自己去找课题。我愿意做什么,他就让我做什么。自己找课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周老师就让我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去看一些国外的科学杂志,比如《科学》,《自然》等等。
周老师给我的这种思想层面的自由是很难得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跨入了科学殿堂,看什么都非常新鲜。但是同时,我也感到不知所措。毕竟我是本科生,还缺少对文献判断和识别的能力,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觉得很迷茫。周老师实验室主要是做酶学的,用酶变性失活的办法去研究蛋白质的构象。我集中精力主要研读这方面的文献,其中大多数是英文文献,一开始也觉得很吃力。但我就强迫自己去理解,然后再思考自己课题的设计。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那个课题是非常难的。那时候生物学家希望有一天,只要知道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就有办法推断它的三维结构。实际上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直到现在,要解出一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对于结构生物学家而言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吴巍:这么难的一个课题是不是反倒启发了您对科研的兴趣?
王帆:正是这样。我们知道,从DNA到mRNA,再到氨基酸序列,都遵循着一个基因编码的规则。但是从氨基酸序列到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就突然找不到这样一个普适的规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段研究经历让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在合力研究着各种各样有趣的本质的生命现象。我觉得突然眼界就开阔了起来。
吴巍:毕业以后,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后来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的实验室。您当时是怎样加入这个实验室的呢?
王帆:加入理查德的实验室是阴差阳错的一件事,我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准这个方向。
你想当时就要出国了,爸爸妈妈为了我出国也不容易。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为了我出国也就竭尽全力了。家里的钱都换成了美元,去买了机票什么的。费了那么大的劲,爸爸妈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些重要的研究,要么解决癌症,要么攻克艾滋病。(笑)那毕竟是玩笑话啦,其实刚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本科时候课本上学的东西毕竟还是太少了。后来,我就先到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实习,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兴趣不大,觉得这么做下去永远也攻克不了癌症。(笑)后来基因敲除技术就火起来了,敲除了一个基因往往就是一篇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我就想学这个最先进的技术,于是就到了第二个实验室实习。做的也很辛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可是还是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兴趣。有了兴趣以后,就处于那种“无须扬鞭自奋蹄”的境界。不要别人督促,自己就去把事情做好了。
后来我上了理查德阿克塞尔教的一堂课,他当时讲的是G蛋白耦联受体的信号传导通路,用的是光受体的例子。他讲的非常好,每个细节都解释的清清楚楚。讲完以后他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讲的那么清楚,我们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大家都没有提问。理查德就等了一下,还是很希望大家提问的样子。结果大家还是没有问。后来他就很失望的说:“难道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想知道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怎样被科学家们发现的么?”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作为博士生不应该再和以前一样,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要换一种思路,主动地去创造知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和理查德谈一谈,要去他的实验室作个实习。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正是理查德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大家知道理查德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和他的博士后琳达巴克(Linda Buck)在90年代初期发现了嗅觉受体基因家族。这项工作是划时代的,它在嗅觉研究方面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可以说那几年每过一段时间,实验室都会有重大的发现。我进入实验室不久之后的一天,理查德从显微镜室看完一个博士后的试验数据,出来之后他那种兴奋,激动的表情我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那个场景我终身难忘,那是第一次我发现科研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多的快乐,让人如痴如醉。在接下来的实验室会议上,他眉飞色舞的描述了这项工作的意义,迅速点明了未来的实验方向。他的思维层次是当时的我无法企及的,但是我深刻的明白他已经把我带到了当代科学的最前沿。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所受到的训练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学生,到一个科学的探索者,这个转变,我是在理查德实验室短期内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