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新闻的海归 用风险投资助中国企业
熊晓鸽曾有过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梦想：物理学家、歌唱家、一流的记者等等，但没想到最终他成为了一名企业高管——IDG全球高级副总裁、“IDG在中国的法人代表兼发言人”。他认为，正是之前的一系列梦想，带来影响他命运的一次次机遇和合作伙伴。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在那之前我在湖南湘潭钢铁厂做了4年电钳工。1977年我考上湖南大学学英文，毕业后分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北京研究生部做翻译，并兼任英文教师。我原来上学时喜欢写文章，1984年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文采编专业。这个专业是对口培养人才的，毕业后主要输送到新华社工作。在研究生阶段的后期，也就是1986年上半年，我开始到新华社实习。
我们研究生班里的主课老师是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记者是非常有潜力的，但如果不到美国去学习，你永远成不了最好的记者。”后来他帮我写了推荐信，我很顺利就申请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奖学金，1986年秋天去了美国。当时我把自己在国内的财产处理掉，买了一张机票和一些衣服后，兜里只剩下38块美金了。我揣着这38块美金就去了美国，现在想来都害怕。
1987年，我硕士毕业后留校攻读国际关系与传播跨学科博士学位，同年底因获得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而转校学习。1988年暑假时，全世界最大的专业出版公司Reed的美国子公司想在中国办一本《电子导报》的中文版，就请我帮他们做。这家公司1989年后退出中国，我就在美国负责采编亚太地区的电子行业和风险投资方面的新闻。那时候开始接触风险投资，到硅谷去跑新闻也认识了很多风险投资商和创业者。
当初出去是因为想知道另外一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到了那边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在中国可以实现，可以在中国发扬光大，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我在美国工作的三年中，学到了媒体行业里的很多新东西，特别想回来一展身手。当时我所在的《电子导报》是一本免费赠阅的管理类刊物，每期的发行量不足8万份，但年收入最高达到5000多万美金，员工才50个人，等于人均年销售额是100万美金。那时候觉得它的做事方法、销售、刊物定位、市场等都是国内不熟悉的，我就想我学到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赶紧回国去把这些东西在国内运用呢？这个感受特别强烈，就像一个小孩得到好玩的玩具，就想找同伴们一起来玩。
1991年8月，公司决定派我到香港去工作，回国前我申请说想再把《电子导报》中文版做起来，但公司把我的方案否决了。我就给IDG董事长麦戈文写了封信，说公司派我去香港对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我想回国做出版。
我是1988年秋在弗莱彻学院一个晚宴上认识麦戈文先生的，我客串给他和荣毅仁先生做翻译。我写信后，麦先生当天就邀请我加入IDG。我到香港的第一个礼拜，他就把聘书寄给我了。我于是到深圳，1991年8月的深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年轻人聚集在那里热血沸腾，我更觉得应该回国来了，就马上在聘书上签字。
当年11月我正式到IDG上班，12月我就到北京找到《国际电子报》，把这份报纸合并到“计算机世界”公司里，变成了现在的《网络世界》，这是我到IDG做的第一个项目。
麦戈文在中国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是1989年1月投资太平洋比特体育器材公司，我回国后帮这家公司找了一些海外订单，那年公司扭亏为盈赚了200多万元。麦先生因此觉得除了出版以外，在中国风险投资这块业务也应该大力做起来。1993年6月，IDG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风投公司——上海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我是第一任总经理。1999年以前，我们是以IDG内部的一个部门来做，1999年互联网热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了合伙人制，使大家能够在一个团队里很平等的交流。团队的凝聚力很强，这么多年比较稳定，这在同行里面是很少见的。
我的身份跟其他几个合伙人不太一样，我同时还是IDG在中国的法人代表，出头露面的时候比较多，类似于发言人的角色。我们12年来投资了100多个公司，评估了几千家公司，创造了几万个就业机会，也创造了一些亿万富翁，这都是很高兴的过程，当然也比较辛苦。
我们专注于早期投资，早期是最难做的，但也最令人兴奋，风险和回报率最高。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又是做投资人的黄金时代。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些喜欢做的事情，把我在美国从事专业出版三年所学到的经验介绍给国内同行，亲手参与了一些刊物的转型和创立，并且把美国风险投资的做法引进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