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念头和幻想是老早之前就有的了，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吧。初中时最喜欢的女生如是告诉我：
“我要去哈佛大学法学院。”
而今想起少年事，恍恍惚惚，只记得自己在入了初中之后的第一篇作文里写自己要当美国总统，老师不知是惊异于我的想象力还是感叹我脸皮厚到如此程度，给了我95分的全班最高分。现在提起不过是个笑话，然而哥毕竟也年轻过。
不过那时的关键词还是中考，入高中之后所谓高考和大学才成为焦点。犹记高中校长在我们开学典礼上的那一句“高考从高一开始”，以及当年的考入清华大学的同学所作的演讲。彼时也没觉得多么羡慕，尽管营口高中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也不过就那么几个人。
高中的生活是浑浑噩噩的，人们都在忙乱之中寻找着些许的安慰，把这叫做所谓的充实。我这三年——确切地说，两年半——可以用一个suffer来概括，因为我在执着地追求自由。
我错了。高中不是一个可以谈自由的地方。让你打篮球你就不能踢足球，让你“自习”到十点你就别想九点走。
所以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至少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好学生。我习惯于在每天晚上的小考时间趴在抱枕上睡觉，在临近检查的时候抄练习册，寒暑假结束之后各种作业不合格。我习惯于在学校发下教师评价表时认真地填写而不是闭着眼睛打对号，我习惯于做一个“异类”。
接下来就是那个说了N久的关于《Vista看天下》的故事，我冲动地选择了一条异于高考的路，我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学。
现在想来，我理想中的大学有两所：民国时期的北大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或许应该算作梦想；逝去的年代不复，而今天的大学，何时能复从前的辉煌，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曾经有这样一所北大，有严复，有蔡元培，有胡适，有陈独秀，有鲁迅；讲孔子孟子，也讲尼采和杜威；
曾经有这样一所西南联大，有沈从文，陈省身，有闻一多，有华罗庚，有钱钟书；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在食不果腹，人身安全难保的日子里，培养出了两岸难以计数的人才，包括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然而往事终究不可追，回忆总是给人以无尽的幻觉，使人麻痹，使人忘却其他一些事情。
一年半之前放弃中介，开始选校，准备申请。说“选校”实际上不准确，作为小城市的工薪阶层家庭，我实际是在选FA。如此一来很多不对国际生提供财政援助的学校便早早的被排除了，剩下的，就是HYP之类和另一类学校：文理学院。
我最终把文理学院作为主要目标，是因为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去想象拿到HYP的offer。于是开始看USNEWS上的排名（为什么看这个？因为中介都 是看这个），开始看每个学校的FA政策。当初选Grinnell是因为幻想着special scholarship，Grinnell你为什么不在网站上明确标出来那个奖学金是给南京四校的！当然也怪我信息搜集不到位，浪费了珍贵的感情。
录取了之后开始后知后觉，开始对这个选择产生一点点怀疑。我从心里是向往那种上万人的“大学”，而不是1600人的“学院”。
文理学院，如果坚持传统的话，应该属于“贵族学院”，来这里上学的人都是衣食无忧，永远不用担心找工作的人，和University的 “vocational training”相对应。正宗的文理学院，哲学和外语应该是必修课，应该着重培养一个人的修养和气质，而不是赚钱的技巧。为什么大多数LAC都没有工 程？为什么大多数LAC都只有一个economy而没有accounting和finance？为什么大多数LAC的毕业生读研，读博的比率非常高？因为 大U的学生四年毕业之后就具备了工作赚钱的能力，他们不是“那么”需要更高的学位。而LAC四年毕业的学生能找到好工作吗？也许能，但是难度一定要比大U 的学生大。
我在沈阳建筑大学里看到了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五人制足球赛。一个大标准足球场上同时进行着七八场比赛，宿舍楼走廊里学生们边踢着足球边往前走，我心里的感觉很怪（那时很久不踢球了），回到家和父亲说起此事，父亲安慰我：“没事，小学校也会有人踢球的。”
小学校会有大型的比赛吗？小学校会有这种宏大的气氛吗？
文理学院的优势很明显，学生少而老师多，小班教学，每一个学生会得到更多的照顾。我在厨师学校的时候深切地体会过这一点：一月份时候我去沈阳烹饪学 校，初级菜班40个人，算是“大班”了，老师讲解刀功和勺功的时候只是做个演示，更多的时候是要自己练习，而下一个班，同样是初级菜，只有不到十个人，老 师可以手把手地教，给每一个人单独辅导。可以说我那时候的刀工的技巧更多是从“老生”，即下过店的学生身上学的。
但是大班的好处在于，你可以遇到更多聪明的同学，可以有更多想法的碰撞。优秀的校友是一笔财富，LAC的这笔财富相对就较少。
CC上有人把大U和文理学院比作苹果和橘子，说它们没有可比性。同样是水果为什么不能比？他们所含的营养成分不同。有的人喜欢苹果，有的人喜欢橘子。
我和Grinnell像是古时候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我们会不会喜欢彼此？一个月之后再见分晓吧。
谨以此文作为临行Grinnell之前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