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创业人数仍不多，但选择自主创业的MBA毕业生比例正不断上升。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2010届MBA毕业生中，8.4%的学员选择毕业后自己创业，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比例。在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约有35至45位MBA毕业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
哈佛商学院MBA就业及专业开发主管亚娜·基尔斯泰德(Jana Kierstead)表示，这一动向的直接诱因是经济衰退。“这些MBA亲眼目睹了很多现实情况——自己的父母亲下岗，朋友被炒鱿鱼。看到自己的同事打包走人，他们深受影响。”
对于莫尼莎·瓦拉丁(Monisha Varadan)以及约阿希姆·范戴勒(Joachim Vandaele)来说，眼前的境况与他们一年前就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MBA时的设想大不相同。下个月，他们将成为一家大型互联网培训公司的所有者。这个结果尤其出乎瓦拉丁本人的意料——记者出身的她曾就职于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她表示，因为就是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自己拥有了首次企业的经历。
实际上，仅仅6个月前，30岁的瓦拉丁与32岁的范戴勒才在一门课程中初次合作，该课程旨在找出条件成熟、适合收购的公司。如今两人制订了商业计划，募集到了私人股本资金，并把课上所学内容付诸实施。“MBA真正的考验，是回到现实社会去检验自己所学的东西，”范戴勒表示，他以前是一位银行家和咨询顾问。
2008至2009年的银行业丑闻以及随后的企业信用崩盘，让商学院走到了一个拐点。就商学院努力重塑声名受损的MBA品牌、并为其未来发展打下基础而言，今年将十分关键。
由于发展中国家商学院数量激增以及网络教学的爆炸式发展，在美国与欧洲，在校园开展的传统意义上的MBA课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这些世界顶级商学院(尤其是美国的商学院)将如何成为走向全球化?它们将如何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拓展规模?
长期以来，保罗·戴诺斯(Paul Danos)一直担任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常青藤院校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Dartmouth College, Tuck School of Business)的院长，他把传统的商学院描述成一种“倒退的”模式。“没有哪家商学院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我们都是自己‘小池塘’里的‘大鱼’，”他表示。
在创新方面，顶级商学院也一直表现得较为迟缓，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Wharton School)负责创新的副院长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表示。“一流商学院在创新方面走在最后。二流或三流商学院一直在作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它们必须这样做。”
引领顶级商学院变革风潮的，是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Kenan-Flagler Business School)，今年它将推出远程MBA，严格遵循其它MBA课程所使用的全部入门及内容标准——包括申请者必须参加研究生(论坛) 管理学入学考试(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院长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表示，他确信其它商学院肯定会跟进。
一些商学院把注意力放在院校面积与办学规模上，而另一些则在所开设的课程体系上下功夫。马德里IE商学院院长圣地亚哥·伊尼格斯(Santiago Iiguez)将此归因于市场的“杂交”。“经过多年的商品化运作后，MBA学位都大同小异，如今，我们将看到差异化的大量涌现，”他表示。
比如，越来越多的MBA学生所获得的是与其它领域或其它商学院合办的学位或双学位。他们对硕士学位以及其它类型学位的兴趣也日渐浓厚。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院长大卫·施米特莱因(David Schmittlein)，是向来推崇学位多样化的美国商学院掌门人之一。“如果说管理教育的确很有价值，那么对于已有5至6年工作经历的28岁左右的年轻人，它应该有多大价值?我并不反对MBA课程，只是它不应是管理教育的全部。”
此外，欧洲的MBA通常为期一年，而美国则需两年，虽说这种传统区别从来不是明确存在的，但随着诸如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就位于芝加哥郊外)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商学院开设一年期的速成型MBA课程，上述界限可能会越发难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