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7月著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会议召开前几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进行了一场传奇般的争论。争论主题是美元应在战后世界中扮演什么角色。怀特决心让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即黄金的合法替代品。凯恩斯则同样下定决心不让美元攫取到如此特殊的地位。凯恩斯的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即它所拥有的黄金或美元远不够偿清它的外债。所以凯恩斯输掉了那场争论。
约65年后，中国央行行长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对当时凯恩斯的计划未能胜出表示哀叹。美国这一过分的特权催生了一个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该国已违背了其保证美元可兑换成黄金的承诺，而且不出所料地将其国内要务置于国际要务之前优先考虑。中国已开始采取措施，为它所希望的最终有序脱离这一体系铺路。
奇怪的是，凯恩斯最忠实的当代追随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却认为，美元丧失现有的国际地位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提出下述论据：即，尽管澳元没有什么特殊地位，但澳大利亚却与美国一样，一直存在经常账户赤字。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是全球储备货币的铸造国。如果一国的储备维持恒定，资本流入便会引发经常账户赤字。只要一国可以持续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遇，它自然可以无限期地累积经常账户赤字。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凭空创造这些机遇——通过印发美钞或电子虚拟美钞。
在古典金本位制下，美国想发行更多的美元就需要更多的黄金。在“欧元本位制”下，美联储想发行更多的美元就需要更多的欧元，它实施的货币扩张必然会促进进口需求，而它不能无休止地用欧元储备来为进口埋单。
既然美国不再能够仅仅通过印钞来填补经常账户赤字，它就不得不发行欧元债券。假设美国积累的外债占GDP的比重为50%。如此一来，如果美元对欧元贬值三分之一，那美国外债占GDP比重将随之飙升至66%——这不是因为美国修建了更多的公路与能源工厂，而仅仅是因为世界不允许它通过印发美钞来还债。
这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目前所处的境地，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国际社会一直对各国应如何管控资本流入与流出感到头疼。